冻土下潜行的暖流 -陈新民
那年月的许多事都和现在正好相反。如今,想方设法要让农村的孩子到城里读大学；那时,却把千万城市青年送到农村去,接受文化更低的农民的再教育。如今,情歌歌手比枝头的麻雀还多；那时,谁想哼几句情歌,除非到旷野或密室,就这,还得提防被人听到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殃及我们那个小城,是从“破四旧”开始的。一夜之间,人们喜爱的戏剧、音乐,都不准听、不准唱,先前听过、唱过的还要肃清流毒。唱片砸了,歌本烧了,歌手“哑”了,艺术园地成了一片僵硬的冻土。
城西不远处有个大钢厂,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人作了一首曲子,听过的人都说比广播里那些“语录歌”什么的好听。不料,有人揭发这曲子的旋律是抄袭苏联台的音乐。据说,保卫部用一句话,先把揭发者问成罪人:“你怎么知道那旋律是苏联的?”然后揭发者和作曲人同时栽进了群众专政天网,两个人的罪名都是收听敌台。“一打三反”运动中,各地揪出的“收听敌台犯”不在少数,这一罪名也屡屡出现在宣判告示上,看得我心惊肉跳。
有天深夜,我拨弄半导体收音机,无意中收到莫斯科电台正播放程砚秋的《窦娥冤》,赶忙用被子蒙起头,把耳朵贴在喇叭上。程砚秋略带沙哑的嗓音,婉转低回,几分幽咽,又几分凄切,倾吐着沉冤下弱女子的一腔悲愤……我震撼了,心跳加速,大汗淋淋,原来京剧这么动听感人,全不是样板戏的那种高腔硬调!第二天我很后怕,看见收音机,胃也痉挛、手也哆嗦,对谁都不敢正视。
那时社会上兴互相揭发,有人是为了“立新功”揭发别人,也有人为保护自己“先下手为强”,还有人专捡亲朋挚友出招……好不端端,一些人变得比猎犬还机灵——猎犬是嗅不出歌声中味道的。
插队以后,我发现农村情况和城里不尽相同。虽然表现爱情的戏剧、歌曲都被划成“封、资、修”黄色文化,大会小会照批不误,但对绝大多数没念过书、不知情歌是什么的社员来说,批判上不沾天下不着地,只是点灯熬油费唾沫而已,更无妨劳动时大伙的“骚话”(黄段子)说得风生水起,男女调情,老少起哄,话题多围在腰带下转圈。有时,打“嘴仗”吃了亏的人会转而动手动脚,蜂拥而上抽腰带、扒裤子,双方共演一场田间狂欢。也有人会被鼓动起唱些诸如《十八摸》、《高粱地》、《割韭菜》之类的小调野曲。在我看来,那不过是唱出来的黄段子,曲子也单调粗陋全无美感。有几个旧社会过来的兵痞、马贼、金客子,经常绘声绘色地炫耀自己逛窑子、会暗娼的经历。他们越是说得不堪入耳,越有人帮腔喝彩。在批斗会上,但凡遇到有人交代所谓“作风问题”,必有好事者深盘细问,众人随之嬉笑怒骂(有时还抽打几下),批斗顿时变成了欣赏,人人都成了欣赏者。这种批判的动力,不是什么斗争精神、思想觉悟,说白了是一种偷窥的欲望。比起那些被封杀的艺术,究竟什么是黄色文化?
会宁县王老太太的豪言壮语“我们也有两只手,不在城里吃闲饭”在《人民日报》刊登后,大批城镇居民被送到乡下务农。我们队也迁来了两户,社员们把两个当家的叫成“大胡子”和“眼镜”。两人都在玉门油田工作过,算是见过世面的人。“大胡子”矮小精壮,长眉碎眼,青森森的胡茬从脸颊漫到喉结,表情有点阴郁。他的胡琴拉得很好,一曲《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》听得人心底发颤。“眼镜”精瘦细高,小头锐面,喜欢仰天大笑,鼻梁上的眼镜片一圈一圈闪着光,比酒瓶底儿还厚,他也会拉琴。我们在一个院里同住过半年,晚饭后纳凉时,他俩经常合奏一阵。有个曲子轻快明丽,热情奔放,听得我特别动心:“啥曲子呀,这么好听?”
“眼镜”笑道:“青海民歌《花儿与少年》。”说着,他捏着嗓子唱起来:“绣呀阁里的女儿家,踩呀踩青来,小呀阿哥哥,小呀阿哥哥……”
“哇!黄色歌曲!”我咋呼道。“大胡子”压低嗓门吼道:“黄不黄,你说了不算,谁说了都不算!”接着,他和“眼镜”合唱起来:“你是含苞欲放的花,一旦盛开更美丽,只有在我的花园里,才能找到你……”舒展跳跃的旋律有种说不出的“洋气”。经他们介绍,我才知道这是阿尔巴尼亚民歌《含苞欲放的花》。“大胡子”念高中时,指挥过学校乐队,胡琴、三弦、小提琴都能玩转,记下的曲目很多。他引领我见识了许多中外爱情歌曲,有《草原牧歌》、《阿哥阿妹的情谊长》,还有《喀秋莎》、《鸽子》等。这些歌曲在我荒芜的心田,生成一片红红绿绿的“精神自留地”。
1971年,队里派我去祁连山的冰沟地区修战备公路。几千个民工组成团、营、连建制,沿讨赖河一线扎开,住着地窝子,吃着塌火窝头。高山反应使劳作格外沉重,炸山凿石时时有险情,过些日子就会传来有人牺牲的消息。近千名插队知青和兵团战士参加了这项工程,因为他们,冰沟变得温暖起来。有个天津小伙藏着一本《中外民歌200首》。64K大,豆绿色封面,书边已磨得发毛。他只让信得过的弟兄翻翻,然后赶快用手帕包起锁进柳条箱。锁不住的歌声,却像风中片片山花,摇动着美的浪波,传达着人性的慰藉——
有人回忆起学校生活:“让我们荡起双桨,小船儿推开波浪……”
有人用罗马尼亚民歌《照镜子》描绘自己心中的姑娘:“墙上镜子请你下来仔细照照我的模样,让我来把房门轻轻关上……”
苏联歌曲《小路》最受欢迎,因为它能表现大家共同的微茫心境:“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,一直伸向迷雾的远方……”
还有人把《送给你一枝玫瑰花》的歌词改唱成:“不是我不爱你,因为我是个插队的,蓝羚的车子、罗马的手表我都没有的,只有那半导体,还是自装的……”
知青的幽默,既促人发笑,又引动泪花。
有些农村小伙子本来很有唱歌天赋,却没有机会学习表现。在祁连山修路期间,他们重新发现了自己。跟着知青学会的那些情歌,就像走进他们心灵的朋友,自从有了这些“朋友”,他们就像《春天花园花儿美丽》中唱的那样:“生活就会立刻变了样……”
他们把这歌声带到家乡,会是怎样一种情况呢?
我回到生产队时,队里的小伙姑娘们也已跟着“大胡子”和“眼镜”学了不少歌,大家称这些歌是“洋歌”——“洋歌”其实是指禁歌,不能点明只好拐着弯儿说。记得隆冬里的一天,队里派我们到戈壁滩上拉石头。几十个骡车、大轱辘牛车、毛驴车、高架骆驼车在戈壁滩上拉成近半里长的队伍。天湿冷湿冷的,我们跺着脚,哈出一团团雾气,皮帽檐上挂起了白霜。不知谁起了个头,大伙一曲接着一曲地唱起来:
“花儿里为王的是牡丹呀,人间的春天在少年……”(《花儿与少年》)
“甜蜜爱情从哪里来?是从那眼睛到心怀……”(《哎哟,妈妈》)
“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,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……”(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)
歌声随雪花飞扬,辽阔的戈壁滩成了大舞台。身裹烂棉袄、腰系芨芨草绳的“演员”们可着嗓子吼,难免“荒腔走板不成调”,但人人都唱得那么投入、那么动情,天不觉冷,心里更热。
不仅我们队,在有插队知青的村庄,更多的农家儿女们对爱情歌曲着迷了。歌声荡漾在乡间农庄,歌者渐渐远离蒙昧粗野,向往着有尊严、有情趣的生活。有人咋呼这是“黄色的文化回潮复辟”,也有人抱怨“知识青年把贫下中农子弟教坏了”。咋呼归咋呼,抱怨自抱怨,爱情歌曲大家唱得正成势头,“猎犬”们已难锁定目标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构建的是以个人崇拜为核心、以文化专制为主线的精神秩序,人的真切体验和美感需求被否决,个性化的艺术表现被屏蔽。广播和舞台上的主流歌曲,除了铺天盖地的领袖颂歌,能记得的好像就是歌唱解放军、歌唱雷锋等。不能歌颂母亲父亲,不能歌唱凡夫俗子之间的爱情、友情和亲情,中外民歌和地方小调统统遭到明禁。强势宣传、冷峻肃杀,真正的歌唱艺术冻结了。
然而,冻土之下,暖流并没有停止涌动,知青先把这股暖流引到农村,接着又荡回城市。在送知青下乡的专列上,大家高唱着“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,哪里需要到哪里去,哪里艰苦哪安家”,一两年后,车厢里的歌声已变成了“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,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……”知青成了往来于城乡之间的非主流文化的使者。上山下乡运动出现这类“异动”,产生那么多的“负效应”,出乎运动组织者的预料,这也是特殊年代的另类文化下乡吧。“文革”结束前的那几年,聚会唱禁歌既是难得的精神会餐,也是人们彼此之间信任的标志。被封杀的歌曲,在城乡新一茬少男少女中更为广泛流行……自由的歌声呼唤青春、呼唤爱情,给无数过来人留下了难忘的回忆。
潜行的暖流把文化专制堤坝冲开了豁口,同时也为1976年以后的决堤积蓄了力量。
